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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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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徐正铨  
【摘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主题,决定这一主题的理论因素是为了解决前人留下的哲学难题,而其实践因素是按时代的要求尝试处理该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至于,我们处身的这个时代,留下的哲学难题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依然是自由。(1)也就是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还是自由。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论》的发表虽然造成平等主义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政治哲学主题词已向“平等”转换。因为,自由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平等主义的当代复兴所表征的正是人们为解决自由问题所做的种种努力。自现代以来,平等和自由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如果说正义就意味着平等,那么是“什么”的平等。如果说“什么”指向了平等的“通货”,那么这些“通货”的用途是什么,即平等主义者们期望为每一个人争取到这些“通货”上的平等其背后的用意是为了什么。我们认为,平等主义者最基本的用意就是为了解决自由问题,而且是解决自由的实现,尤其是自由的平等实现的问题。如果说密尔之后自由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也只是在权利层面上解决了自由的平等赋有的问题,至于权力(能力)(2)层面上的自由的平等实现的问题则留存至今。罗尔斯敏锐地把捉到了当今时代中自由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自由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在“自由的价值”上的不平等阻碍了他们所赋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实现。换言之,正是自由在能力面向上的不平等造成了自由实现在权利面向上的形式化。平等主义的复兴就是基于对当代现实中自由危机的深度关切,期望探索出一条能够最大限度的实质性地推进自由之平等实现的可行性之路。这样的探索之路,其主旨就是克服自由的危机,并且将其关键聚焦于如何在历史处境、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中实现平等的自由。“自由的危机”是关注“自由”的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危机问题由来已久,马克思及其传人曾力图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并将之付诸社会实践。至于,这一解决思路及其提供的具体方案是否成功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当代,该问题由罗尔斯重新提出,并提供了其“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新的解决思路。同时,又因为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对罗尔斯思路的激烈反对、强烈质疑,而使“自由的危机”问题变得更加凸显、更为迫切。此问题就这样因其解决的不易而再次成为历史遗留的著名难题。这种“危机的深刻之处”表现为“自由所经受的内在、外在的冲突和自由对自身的背叛”。在“自由的冲突”中自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在“自由的背叛”中自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正是这种“挑战”和“质疑”的存在构成了“自由实现”上的“困扰”。由于“困扰”集中表现为自由的冲突和背叛,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那么自由实现的难题就能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自由的危机”明确指向“自由的实现”,指向自由实现过程中自由所遭遇的“内外冲突”以及“自由权利”和“自由权力(能力)”的断裂。“冲突”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价值间做出优先性的次序安排,需要我们在现实自由的过程中突出优先价值、包容不同价值。“断裂”则意味着我们应该兼顾“自由权利”与“自由权力”的双重面向,注重“权利”的平等行使,关切“能力”的生成、“资源”的供给。“自由权利上的平等”与“自由权力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失衡是导致“自由实现”之所以成为难题的关键。因为现代社会中“自由的实现”问题背后隐含着“平等实现”的基本要求,并且对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平等的要求”不能仅仅停留于“形式”,而要不断地向“实质上”的平等迈进。“自由的实现”其社会现实意义在于这种“实现”是“平等的实现”,“自由的实现”的艰难也在于这种“实现”是“平等的实现”,“自由的危机”正是由“自由的实现”能否“平等的实现”并且是“实质上的平等实现”所引发。至于如何化解“自由的危机”,则必须回到现实的处境中来。从理想层面的希求“在实质上平等地实现自由”的可欲性维度,返回到现实层面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可行性维度,考量现实生活所要应付的多重价值共存的局面,正视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多元的基本实情,在冲突的世界中协调诸多关系和平衡各种利益。因此,基于“自由实现”的可行性视角,其最理性的实现方式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实质上的平等的自由”的方式。这就关涉到“自由的冲突”,而面对自由的冲突问题,通常的解决思路就是确立一套优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行事。罗尔斯提出“基本自由优先性”的思路,就是为了解决“自由的冲突”、“自由的背叛”和“自由的实现”,但由于自由的“冲突”与“背叛”是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自由的实现”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对自由的“冲突”与“背叛”的问题的解决。正是通过对“自由的背叛”的深刻反思罗尔斯发现了自由实现“难题”的病灶之所,而借助于对“自由的冲突”的细致分析也确定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在当代政治哲学论域中,诺奇克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分别从权利和能力这两个方向,对自由进行了深度阐释。遗憾的是,他们各自抓住的只是自由的一个面向。倒是罗尔斯以其“两个正义原则”兼顾了自由的两个面向:以“平等的自由原则”看顾权利,以“差别原则”(若非特别标注文中提及“差别原则”时均为广义而言)(1)看顾能力。并基于对过往历史经验,对于人是否能够“理性控制‘能力’”的信心不足,安排了两个正义原则之间的“词典式次序”。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罗尔斯自由思想的伟大之处。因此,自由仍然处于被解决的行程之中,而它所注视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自身,即如何看顾自由之“价值”与“事实”这两个向度。过往的自由论述,至少对古典自由主义者们来说,他们大多沿着权利话语的言说路径,普遍存在着“重价值轻事实”的基本倾向。这一局面在罗尔斯之后才出现转机,他在其正义理论中对“实质正义”的强调、对“自由”和“自由的价值”的区分、对“差别原则”的解释,都表明了他对自由之能力面向的关注。也正是在罗尔斯的启示下,经森和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的努力才真正开启了能力话语的当代叙述,自由的能力面向才开始从其权利面向背后浮现,并逐渐清晰。从而,才使得对自由概念的整全性把握成为可能,使自由在作为价值性向度之权利和事实性向度之能力的双重面向下走向统一。罗尔斯以对基本自由的界定以及优先问题的分析为起点,展开对“基本自由优先性”命题的论述,依次阐述了这一命题所力图解决的三大问题,并作出了“基本自由优先性”的三重证明,主张以其“作为公平的正义”来实现自由权利从“平等的赋有”到“公平的实有”,以便解决自由问题在后密尔时代最大的危机。他提出了“基本自由优先性”的解决思路,借助于“两个正义原则”及其词典式优先次序,来兼顾自由实现中的“权利”与“能力”这两个面向,即他所强调的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自由的价值”这两个维度,坚持用差别原则关切“自由的公平价值”,以助益于“平等的自由”能够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实现。并且,在他看来,如果实现社会正义的关键是制度,社会正义必须由制度来保证,那么社会正义的实质就是“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好自由的平等实现问题”。罗尔斯,就是凭借这种制度主义的进路,为人们贡献了一幅“化解当代自由危机”、“破解自由实现难题”的基本路线图。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B82-02

【参考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条
1 姚大志;;正义的张力:马克思和罗尔斯之比较[J];文史哲;2009年04期
【共引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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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福生;;马克思与罗尔斯:既有研究与未来展望[J];晋阳学刊;2014年03期
4 罗贵榕;;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正义伦理之比较——以政治经济学为界[J];社会科学家;2013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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