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假传文学比较研究

【摘要】：中国和韩国毗邻而居,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其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韩国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在诸多方面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假传文学在韩国的发展就是一例。假传产生于中国唐代,韩愈的《毛颖传》就是假传确立的标志,宋代的苏轼、秦观和张耒等文人也创作了不少假传作品,但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与韩愈的作品相似而缺乏创新,成为文人雅士寄托闲情逸致,展示其文笔和才华的游戏之笔,从而逐渐淡出文坛。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影响了假传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后世缺少假传持续发展所需时代背景。假传采用“一人一代记”的传记模式,在文体上既有寄托性、讽刺性的寓言特征,同时又秉承史传体创作方法,又具有寓褒贬讥刺于叙事的史传特征。假传传入韩国是在高丽时期,当时正处于汉文学繁荣发展的阶段,而且,假传的特征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因而假传很快被高丽文人接受和采用,并出现了最早的假传作品。总体上说,高丽文坛一直推崇韩愈和苏轼,喜好其风格幽默滑稽的作品,高丽时期的假传发展,在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小说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采用影响研究、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选取8篇中韩两国假传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韩假传的异同点,并探讨其原因,进而阐明影响和接受关系,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比较分析韩愈的《毛颖传》与李奎报的《麴先生传》、张耒的《竹夫人传》与李穀的《竹夫人传》、谢肇淛的《冰壶先生传》与张维的《冰壶先生传》、申涵光的《毛颖后传》与南有容的《毛颖传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高丽假传文学是对中国唐宋假传文学的学习和继承,但并不是全盘的接受和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自身文学发展特点,造就了其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中韩假传作品都具有寄托性、讽刺性、寓言化的表达等方面的共性,以及“以文为史”的特性,借物喻人发表感慨。同时,韩国假传的发展,在拟写对象、表现手法和反映的主题思想方面与中国的假传相比,都有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第三,假传产生于中国却在韩国发展和繁荣,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两国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客观上确立了韩国假传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学位授予单位】：延边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I106-03